曼瑟·奥尔森｜个人权利如何成为国家繁荣的动因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奥尔森于1998年2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发表讣告，并在他的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称他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

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当个人和厂商拥有一套广泛而牢固的个人权利之时，源于贸易的大量重要的收益才会形成，许多重要类型的生产活动才会发生。事实上，超过原始社会所能得到的贸易收益，只能在个人权利既广泛又牢固的环境中才会产生。类似地，至少是在市场经济中，那些不是如此基本以致可以自我保护的生产类型，只能在财产所有权和合同执行十分可靠的条件下才会出现。

然而，个人权利常常被视为在道德上是可取的，但对经济活动却成本高昂，被视为一种奢侈品，欠发达国家或处于特别困难境地的国家可以不需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至少对市场经济体而言，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通过专断和民主理论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对专断者来说迟早必然会出现的短期时间效应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也可以发现，为什么这不是偶然的：拥有确立得最好的个人权利的发达民主社会，同时也是拥有最为复杂、最为广泛的交易（如期货市场、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交易）以实现贸易收益的社会。它们一般也是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社会。

个人权利和高强度的激励

个人权利对经济绩效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当我们思考经济生活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其他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没有人有先见之明，对资源应投资于何处做出正确的决策。正如一则古老的谚语所说的，预言是困难的，特别是对未来做出预言时。事实是预言远不止于困难这么简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说道："必然发生的从未发生过，没有预料到的却总是出现了"，他仅仅是稍有夸张而已。正如卢梭所指出的，拥有"预见某些事情是无法预见的能力"是必要的。

尽管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不善于做出预言，但没有人能够经常性地做出-般性的而且可靠的预测。然而每一项投资活动都要求进行某些明确的或暗含的预测。现代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持续不断地向一般均衡靠拢。但它永远不可能达到均衡状态，因为它不停地面对新的机遇和震荡。甚至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详细地或准确地计算经济体的当前状况，更不用说未来的情形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比市场经济更为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

正是因为不确定性是如此普遍而深不可测，最有活力并且最为繁荣的社会是那些尝试许许多多不同事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拥有不计其数的企业家，他们有相对良好的渠道获得信贷和风险资本。一个社会没有任何办法预测未来，但是如果社会中存在着足够广泛的各类企业家，他们能够从事足够广泛的各类互利性交易，包括为得到信贷和风险资本而进行的交易，这样的社会就能够覆盖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机会一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个人或单-机构可能的想象。

至少当一个社会拥有了适当的制度和政府政策时，产生巨额利润的厂商中的压倒性多数为民众提供着规模巨大的服务。在拥有正确的制度和公共政策的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价格水平将大致等同于商品的边际产量和生产性投入的真实价值和成本。收人超出成本的大量剩余意味着，企业注入社会的价值几乎可以肯定地超过了它从社会中取得的价值。

许多财富源于运气

因为没有人了解未来，所以现代经济中大部分的财富和损失都是由运气来解释的，正如它们也通过涉及其中的企业家的能力和失误来解释一样。有一些人正确地赞扬了企业家的社会重要性，并且强调了不可能得到所需信息为经济设计一个理性的规划，但他们没有指出，许多企业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好。同样，许多不成功的企业家运气太差。

部分地由于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在所有的地方都存在着某种趋势，将非常高的利润率视为不合理的现象，并且将异乎寻常的损失视为社会性问题，而仁慈的政府应该对其加以解决。这一思路反过来又常常导致了对亏损行业、企业和地区的财政补助。在转型经济中，这些补助是前面某一章中所分析的预算软约束的组成部分。

针对个人与针对团体的社会保障

在个人的水平上，用运气好的人的意外之财来弥补运气不好的人的部分损失，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在市场民主体制中，私人保险市场和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对坏运气的受害者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我在其他地方说明了，从收人最多的人到收人最少的人的某些消费转移，可以增加社会中的个人的福利和效用。

此处的相关论点是，向亏损行业、厂商和地区提供补贴，尽管假设亏损完全是由于坏运气所致，而补贴的来源是产生利润的行业、厂商和地区，尽管假设利润纯粹源于运气，这样的做法对经济的效率和活力仍然具有典型灾难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与不必要地向穷人转移财富是一样的。如前所述，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价格水平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产生出异乎寻常高的回报的活动就可能生产出社会剰余，而那些遭受异乎寻常亏损的活动可能会造成对社会的净损失。因而，如果某些资源从遭受亏损的活动中转移到产生回报的活动中来，社会产出的价值通常就会大大提高。在拥有适当制度的市场经济体中，这种转移会因为回报上的差异而趋于自动实现。不将资源从亏损活动转移到产生社会剩余活动的社会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以损害经济活动、同时根本无法保证会对低收入个人有所帮助的方式，浪费了有用的资源。所以理性且仁慈的社会会将其分配转移限制在帮助贫穷而不幸的个人方面。

在这方面，大部分第三世界社会，大部分处于僵化阶段的苏联型社会，以及大部分实施从共产主义出发实施转型的社会，它们所推行的政策和应该推行的政策刚好相反。在大部分第三世界社会中，对不经济的行业和企业实施保护和提供补贴，而且以貌似合理的平等主义理由，即补贴防止了不经济行业内工人的失业，来为这些补贴提供合理性，这是很普遍的做法。甚至当由补贴所支撑的不经济活动的工资是社会平均丁资的好几倍时，这一政策经常依然存在，以致补贴的净效应是大规模的社会不公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在许多从共义出发实施转型的社会中，对不经济行业的补贴（通常是隐性的）的数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例如在1992年上半年，俄罗斯企业间信贷的增长（显然主要由新创造的货币来提供资金）达到了这个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7%。

苏式社会一般并不实行累进收人税制的国民体系，也没有失业保险制度，或者许多其他在西方福利国家应用的国民安全保障网项目。这些社会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化的企业来提供福利服务。它们从盈利性活动中转移了数量庞大的资源，用于那些产出值并不足以弥补消耗资源的成本的行业、企业和地区。当然，这样的行为在西方最为繁荣的国家里也经常发生，但是规模没有这样大。用什么来解释苏式社会和市场民主体制之间的这一显著差别？部分的解释是隐伏于该类型社会内部的危害特别大的僵化因素。但是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个人权利减少对不经济行为的重新分配

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国家——发达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国家。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制度性机制以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个人的权利通常限制了机构自行其是地阻挠回报的变动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程度，这些都是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经济所需要的。如果个人的权利足够广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假设对经济学家们最为喜爱的假想制品威吉特的需求出现了大规模的出乎意料的增长。在很久以前就确立了民主政体的市场中，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如果在对威吉特的需求猛增时，琼斯恰好正在生产威吉特，那么琼斯的运气很可能实在太好了。但是如果琼斯是通过合法途径得到他的制造威吉特的工厂的话，他仍将拥有获得该工厂的超额利润的权利。这一权利将得到法庭的承认并受到警察的保护。

只要个人的权利阻止了政府去摟取具有超常盈利能力的企业的回报，这些权利也使得政府拥有较少的资源，去接济那些损耗社会资源的企业。类似地，合同持有人获得公正的法庭保护的权利，意味着如果借款企业的成本超出了其收入且无力归还贷款时，提供了担保贷款的贷款人可以扣押违约借款人的资产。这进一步降低了向损耗社会产出价值的行为分派资源的社会倾向。

因此，长期民主政体下个人权利的力量，是这些民主体制对不同厂商、行业和地区之间短期回报率大范围的变动保持容忍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的容忍态度对经济的活力和繁荣必不可少。它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得资源从回报率较低的活动重新配置到回报率较髙的活动，因而实现更加接近于理性的资源配置。它也提供激励机制，使得厂商和个人从事固有风险很高的创业活动，而这是技术和生产力进步所需要的。

简要的复述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的普遍存在，但是，大部分社会中尽管存在着不计其数的市场，却既无法享有高收人，又无法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市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弥漫渗透，这是因为源于贸易的收益通常情况下相当可观，而且有时极为巨大，同时也是因为许多类型的贸易是自我实施的（并因而可以在几乎任何条件下发生）。

尽管任意设定价格水平和其他形式的导向错误的干预十分普遍，特别是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中，但是因为通常只能提供最少收益的交易受到干预的遏制，而提供最多收益的交易得以发生，所以社会依然得以从市场中获得大部分的收益。因而，可以说全世界的民众都从自发形成的、甚至是不可抑制的巿场中得到了利益，而大量这样的市场存在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经济领域的规模庞大的非正规部门中。许多市场主要是自我实施型的，正如某些生产类型，例如粮食采集和手工艺品制造，主要实行自我保护一样。自我实施的市场和自我保护的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都从中获益，而且它们养活了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

然而，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或收人水平的提高，社会需要从那些非自我实施型的互利性交易——如涉及借贷和购买现货远期出货的交易——中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只有通过由政府或社会设计的市场才能获得。社会也需要从权利密集型的生产中获得利益。它需要得到产权密集型生产的收益，该类型的生产，在诸如生产要求厂房和设备的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就是必需的。它需要得到契约权密集型生产的收益，该类型的生产由诸如保险公司、期货市场和银行来提供。简而言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里的收入水平之所以很低，是因为这些国家内民众没有可靠的个人权利。

界定清晰的可靠的个人权利，也使得社会从浪费资源的活动向产生净财富的活动转移资源变得更为容易。如果这个社会拥有社会保障体系或社会安全网络以保护运气不佳的个人，这一点就会格外地正确。

在确立了个人产权的社会中，如果某个人拥有的资产和企业产生了特别高的利润，那么他或她就有权占有这些异乎寻常的高额利润。正如彩票的赢家有权拥有其赢得的彩金一样，在基于权利的民主体制中，产生了特别高利润的资产的所有者，也有权拥有这些异乎寻常的高额利润，尽管这些利润的取得可能（在现实中情况也确实经常如此）纯粹是由于运气。

对异乎寻常的高额利润所拥有的权利，防止了大量的资源被转移到那些损耗社会净产出的行业和企业。对合同执行所拥有的权利，则增加了那些损耗社会净产出的企业被迫关门的可能性；如果某家企业拖欠抵押贷款——这是成本超出了产出的价值时企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惯常做法^贷款人就有权扣押企业的抵押资产。

本文选编自《权力与繁荣》，欲求详细内容，请购买原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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